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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架构看百年油画

2000-08-09 来源:中华读书报 袁运生 我有话说

从中国美术馆正展出的中国百年油画展看我们百年来的美术运动,最突出的问题,严格一点说,它至今仍未能改变它的婴儿状态。如此下去,好像永远也摆脱不了亦步亦趋的学步心态了。

油画本外来画种,本不必忌讳学习外国。几代人学西洋抑或通过东洋学西洋,并非不努力进取。然而至今没有取得成熟自由的心态究竟是因为什么?唐僧去西方取经的那种虔诚体现在几代学人的生命历程之中。然而就佛学而言,在唐代已经产生了中国自己的佛学:禅宗以及其他许多宗派,其水平,已大为可观。唐代的士人虽也热衷于“西学”,但对于自己的文化却未见损毁。他们是在强健的中学基础之上溶佛学为新兴文化的。唐代的雕塑、敦煌的壁画是很张扬而有自信的,即使在这些宣扬异族文化的佛教艺术中,也透露出中国文化独特的风貌、气度和自信。反观百年中国油画创作,却没有体现类似的特质,或者说,还远不在状态。

我以为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否是在强烈反对否定自己文化的前提之下去西方取经的。

近百年有两位公认的学界大儒,王静观和陈寅恪,他们的特色竟是深入西学的精髓而又深刻体认中国文化本位价值的人,中西之学融汇而又有独造,恐怕非走这条路不可!

用一张白纸就能写下最新最美的图画,恐怕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文化的相融,必有两种以上的成份,有本有用,才能撞击出新鲜的火花。现学现卖,所谓独创,恐怕不过是自慰的短命行为。当你对自己的文化已失去信心,企图以一张白纸的心态抄袭别人的时候,你已不再是两种文化优势的占有者,而只是半瓶醋罢了。比较之中见出高下,知道好坏,知道缺失之所在,才能学到所需,渐渐进入佳境,由泛泛的、零星的点辍,变成自觉的、有目的、有分析的汲取。近些年人们常常议论的种种失却自信、自重、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现象,正是因为人已没有了重心,失去文化精神的依托。怎么都可以,怎么都不行。有人以为跟得快跟得及时,外国人点头便算是好,其实也不然,更不必说西方人之中不乏一类以教师爷自居,弄出点新闻热点,让喜欢满足自己优越感的洋人既感到满足于自己的大度开明,又显示了文化权力和主人姿态。难道我们必须去对此摇尾乞怜吗?再说,穿别人的旧衣服终究是不自在的,装扮出来的豪气有时候看来倒更像小丑的把戏。

有人以为世界已经一体化了,不用世界通用的艺术语言说话简直就是自暴自弃,所以必须不遗余力地跟风,尤其是需以写自家人的短处来显自己的大度,不傻冒,而且那么的消闲笃定。好像说外国话总有点儿在上层队伍中的媚劲儿,再由外国人嘴中用洋文说声好,已经魂都飞到天外了。

我们这一代人(五十年代上大学的)已经深切感到自己中国文化根底之差劲,所以不能像鲁迅、胡适之、陈独秀、陈寅恪那一代人的眼光去看待文化问题。后来的怕也好不到哪里去,知识结构十分单薄。这种现象一直沿袭至今未见好转。反观百年我们的艺术的锋头时时在变,风气也时有更替。然而以无序为其特点,冒似激进,其实内里经不起分析,可以说基本上有点像杂耍,很难叫真。我以为,根本问题的确是个文化格局的问题,因此,又是个心态的问题,必须从教育方面去着手解决。许多事不能不从头做起。

鲁迅在“五四”以后,“新青年”热火朝天的时代,从来也没忘记三天两头去琉璃厂购买汉画像和碑帖的拓片,1924年—1925年这一年他用去500多大洋买这类拓片,至今还有六大木箱,珍藏在鲁迅博物馆。10年中研究手稿有三百万字。他有全面修养,因此他的文章批判深刻,他决非民族虚无主义者。他那几篇我以为是极为精彩的《故事新编》说明,真正有分量的批判也必须兼有中西文化的涵养。否则中国在文化方面恐怕出不了大人物。就像百年中国油画,说它不成熟,并不只是没学好西方油画的技法,而是主心骨没有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包括批判的力量都成了空中楼阁。

20世纪有个另类的例子,便是墨西哥的艺术家们,他们在西方大盛现代派的时候,既没忘了去取经,又能清醒看到建设新的民族的革命的墨西哥的现代艺术运动。起初,西方一些大评家对之翻白眼,因为他们不跟西方的调调唱。在几十年里坚持语言创新,以开放的心态努力于群众性壁画运动的实践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三位巨匠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这些资本主义的批判者终于成了现代博物馆的座上客,文章与专著、展览,这些年便没停过,热闹非凡。这便是独立的艺术精神和理想的、开放的、自由创造的价值。1992年我去墨西哥看到许多他们的杰作,那里已经成了文化的课堂。小学、中学和大学生常常在画前面听专题艺术课,这自信便又传到下一代的墨西哥艺术家和青年。

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冷落已到了极点,1997年,我带学生西北朝圣,艺术考察。在麦积山附近一个地方看到一件北周时代极为精美的悬崖浮雕壁画,画面高42米,宽46米,两位菩萨中间一尊佛,顶天立地,佛像之下还有三排鹿、狮子和象的浮雕,造型极简洁有力,还残留大面积的色彩,简直令我惊讶不止。回程路过西安,问美院老师,均未听过有这件巨作。

加之20世纪中国在考古方面的巨大成绩,我们幸运地看到也许近千年所有艺术家均未曾见过的无比丰富的艺术珍宝,认识和研究它们也许正是建立中国艺术道路一个新的起点。

开国大典 董希文 1952年

自画像 李叔同 1911年

奚我后 徐悲鸿 1930-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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